黄帝陵

                                          
　　记有黄帝事迹的古代文献，从西周时期的《逸周书·尝麦》到清乾隆年间的《日下旧闻考》，超过百种，近20万字，极为丰富。但是因为它们源于远古传说，又多有史实与神话相混，其理性色彩浅淡是不争事实。
　　早在两千多年前，当司马迁着手写作《五帝本纪》时，这个问题就已凸显。在这篇黄帝传记中，太史公以史论的形式对自己的两难境地作了交代：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作者的无奈：一方面，是“学者多称五帝”、“百家言黄帝”，各地“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而另一方面，却是“其文不雅驯”，令人心存疑虑而“难言之”。
　　司马迁最终的策略是“择其言尤雅者”，即选取在他看来可信度高的部分写入《五帝本纪》。这种做法符合他对待史料的审慎原则——作《大宛列传》时，面对《山海经》中的“所有怪物”，他同样谨慎地表示“余不敢言也”。司马迁对待文献的审慎态度是令人敬佩的，正是这种求实存疑的学术品格，使《史记》闪耀着理性主义的光辉，文质事核，号称“实录”。我们因而有理由认为，作为这部“千古之至文”[1]的开篇，《五帝本纪》是古代述论黄帝的丰富文献中内容最朴素、可信度最高的一种。通过研读《五帝本纪》，我们可以了解黄帝的一些基本信息，包括他的来历、姓名、非凡才干、文治武功、足迹所至、家族后世，等等。
　　但是司马迁在其《太史公自序》中曾自言写作目的之一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语”。这其中的“整齐”，有学者指出“是战国、秦汉以来的风气，其间不知抹平了多少不同的史料”[2]。这一见解提醒我们，在关注《五帝本纪》的同时，还应关注被司马迁摒之于研究视野之外的文献，即那些难为荐绅先生们说道的“不雅驯”之言。
　　如前所述，“不雅驯”之言的最大特点就是理性色彩的浅淡。徐中舒等人认为不雅驯的史料毕收于《山海经》中[3]。说“毕收”倒未必，《山海经》中的有关记述的确与《五帝本纪》文质迥异却是不争的事实。如《山海经》卷七《海外西经》云：
　　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此]诸夭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皇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也。百兽相与群居。在四蛇北，其人两手操卵食之，两鸟居前导之。
　　《山海经》卷一四《大荒东经》云：
　　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左豸右区)。黄帝生禺*(左豸右区)，禺*(左豸右区)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左豸右区)处东海，是惟海神。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
　　不惟太史公，即便两千多年后的我们乍看之下，也难免觉得诡异荒诞。但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这部令司马迁“不敢言”的作品在经过近现代诸多中外学者严肃认真的多方位考证之后，其周身雾障已渐消退：王国维据殷商卜辞断定其中有信史成分[4]；小川琢治认为“其于中国历史及地理之研究为唯一重要之典籍”[5]；徐旭生认为它是“现在存在的我国最古的”、“相当可信之地理书”[6]；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张步天的见解，他说：“《山海经》记载了中华民族的源头”，“从某种意义上说，《山海经》是一部以黄帝为中心的上古志书”[7]。《山海经》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人类童年的主观世界及其认识的客观世界，这在学界已成定论，那么所谓“不雅驯”之言也并非全然虚妄矣!
　　目前所知最早的成熟汉字是甲骨文，此前中国的古史处于漫长的无文字记载以及无我们目前可识读文字记载的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历史仍在行进，文明仍被传承。在这个阶段中至少还有两种东西能够充当文明传播的媒介，其一是语言，其二是原始文字。事实上我们丝毫不必怀疑早期人类的传意能力。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传达思想感情能力是与生俱来的，这种能力有很多的表现形式，包括拟势(gesture language)、口语(oral language)、信号(signals)、记号(memonic Objects)、图画(picture-writing orpictography)和成熟的文字。口语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记号与图画作为文字的先驱，它们的媒介作用也可以超越时空。人类学家长期研究的结果表明，一个民族的语言历经千年其主要词汇大致遗失19％[8]。依照这种观点，黄帝时代语言的若干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大部分)能够传至三代；其余部分虽未能保存“真身”，但在向三代语言的进化中也必然将其承载内容卸载给后者。我国诸多民族中以古歌形式传递自身发源地、迁徙路线以及祖先辉煌业绩等历史信息的实例很多[9]。其中一些内容已从用文字写就的文献中得到了佐证。如纳西族口传史诗《创世纪》所叙述的纳西族祖先由北向南的迁徙路线就与汉文史书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10]。越来越多的学者坚信口述文献是“保存和传播人民积累的没有文字记载的社会和文化创造品的真正活宝库”[11]。因此虽经颠沛流离，传说中所包含的真实素材还是作为遗产留给了后世。
　　记号、图画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文字都是人类的辅助性交际工具。记号常见的有结绳和契刻，二者作为原始的记载方法，在古今中外的文献与民族学资料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远古的情况，《周易·系辞下》中有清楚的记载：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中世纪末当欧洲人踏上美洲时，也发现这里的秘鲁土人使用“魁普”(quipus)记事。“魁普”(quipus)是一种打结的绳，意即为“结”。“其物系由一条具一种颜色的主要的绳，以及多数次要的及又次要的各种颜色的绳而结成。不同颜色代表不同意思或事物，打成各式各样的结或环，便能表示各种复杂的意见。魁普如用以记载人口，则色绳的结使用以代表人数，于代表男人的绳上另加以小绳，以表示鳏夫之数，代表女人的绳上所加的小绳则表示寡妇和老处女之数。结所表示的数以1单结为10，复结为100，2单结相连为20，2复结为200”[12]。结绳和契刻记事的方法直至现代尚见于我国少数民族。解放初期高山族人民用结绳的方法记事或表示爱情：“人们在绳上先打两个结，再打三个结，又打五个结，这就表示先借两元，又借三元，再后借五元。还钱的时候，仍然按数解结。一个青年用一样长的两条绳子各打两个结，把两条绳子的末端合打成一个结，赠给自己心爱的姑娘，这就表示求婚”[13]。同期中央慰问团曾在云南福贡收到一件傈僳族的传信木刻：
　　其中“│││”表示三位代表，“○” 表示圆月，“×”表示相会，“│‖”表示大中小三位领导。整个木刻的意思是：你们派来的三位代表已在月圆时与我们相会了，送上三包土特产，请分别送给大、中、小三位领导[14]。
　　关于图画记事的材料更多。《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了以龙、鸟、云、水、火等图案纪官的方法：
　　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师而鸟名。
　　1849年奇佩瓦族(Chippewa)呈给美国大总统的请愿书也是一幅生动的图画：
　　图中七个动物图腾代表七个部落，其中位居第一的是鹤。各动物的眼及心分别有一条线和鹤的眼及心相联结，这表明他们是心意相通的；鹤眼中又有一条线向前牵出，表明向国会请求。该图所表达的意愿，是请求国会给予苏必利尔湖附近一个小湖的渔业权[15]。
　　记号图画的达意作用可以如此清晰，何况炎黄时期已然出现的原始文字(详见下节)，虽然至今学界无法了解那些文字的真实涵义，但若以不认识为由否认它是原始文字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它们于我们而言可能犹如天书，对其直接继承者来说却是历历在目的历史。
　　综上所述，在我们现在所能释读的成熟文字出现之前，人类已经能够精准地表达和传递各种信息。这些信息穿越时空，代代相传，或许会因为后人理解上的偏差而有些走样，但其核心和素材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先秦时期关于黄帝的文献资料并非编造，黄帝神农并非“到战国时”才有[16]。正是因为黄帝的事迹以种种文献形式代代相传，才使得先秦时人信以为真地称道他、传述他，才使得此期黄帝传说中的神话成分并不算多——何况神话本身就“是一种原始的认识和表现形式，在其中的事实和构想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17]。黄帝母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而孕”[18]的传闻其实是人类历史上男性始祖及其母可考而其父不可考阶段的写照，“生而能言、龙颜”[19]等奇异现象也不只被记在黄帝一人名下，汉高祖刘邦就“隆凖而龙颜……左股有七十二黑子”[20]——我们并未因荒诞不经的记述怀疑后者的存在，那又有什么理由认为前者只是传说中的神呢?徐旭生说得好：“春秋末期和战国时的学术空气是相当自由的，各学派中间的互相驳斥是并不容情的。一家造谣，正诒别家以口实，何以别家全闭口无言，默示承认?”[21]
　　因此，据《五帝本纪》及之前的文献，我们认为黄帝是一个真实的史影。
　　注解：
　　[1]《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
　　[2]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第二册，第699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
　　[3]徐中舒、唐嘉弘；《<山海经>和黄帝》，《山海经新探》，1986年。
　　[4]王国维：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王国维遗书》第二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5][日]小川琢治：《支那历史地理研究》，1928年。
　　[6]徐旭生：《<山海经>的地理意义》，《地理知识》，1955年第8期。
　　[7]张步天：《山海经概话》，第407页，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
　　[8]童恩正：《文化人类学》，第123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
　　[9]详见陶阳，等著：《中国创世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10]李近春：《浅谈纳西族史诗(创世纪)》，《民族学研究》，第六辑，1985年。
　　[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非洲通史》第一卷，第425页，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4年。
　　[12]林惠祥： 《文化人类学》，第364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
　　[13]《少数民族文字的进一步发展》，《光明日报》，1955年12月16日。
　　[14]刘志成主编：《汉字学》，第29页，天地出版社，2002年。
　　[15]林惠祥：《文化人类学》，第368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
　　[16]顾颉刚认为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构建于战国时期，详见顾颉刚：《古史辩》第一册，第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7][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第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18]《今本竹书纪年》，《四库全书》本。
　　[19]《今本竹书纪年》，《四库全书》本。
　　[20]《史记·高祖本纪》。
　　[21]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2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黄帝祭祀研究/何炳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03